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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程与趋势: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传播学

发布时间:2022-09-29 07:17:40 来源:华体会体育app 作者:华体会手机版下载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随即,传播学作为一门外来学科被引进中国大陆,至今已经走过30年的发展历程。在中国传播学发展的不同阶段里,传播学学科体系逐步得到确立、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成果日益丰富、研究群体不断进步、学术水平持续提高。30年来,传播学研究对推动我国社会变革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随即,传播学作为一门外来学科被引进中国大陆,至今已经走过30年的发展历程。在中国传播学发展的不同阶段里,传播学学科体系逐步得到确立、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成果日益丰富、研究群体不断进步、学术水平持续提高。30年来,传播学研究对推动我国社会变革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传播学是一门与人类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产生广泛联系的社会科学。传播研究以多种途径对人类社会的传播行为、传播现象与传播过程进行科学而系统的研究,以理解人类社会使用不同传播媒介进行信息传递、交换的行为及其意义。

  虽然人类传播研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社会,但现代传播研究则产生于20世纪初的欧美国家,传播(或大众传播)被西方那些具有实用主义思想观念的哲学家、社会学家、社会心理学家、政治学家等看作是推动社会广泛变革的重要力量。特别是二战之后,欧美社会快速向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转型,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传播研究者开始研究媒介与社会的相互作用,如媒介如何影响宣传与舆论;信息传递模式;电影对儿童与社会的影响;商业广告的效果以及传播对人的态度和动机的影响等。20世纪后半期以来,随着广播、电视、卫星、互联网等传播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使用,传播已经成为反映当代人类生活面貌的一个重要特征,传播与传播媒介也成为当代社会科学领域重要的研究对象。今天,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传播学已经成为重要的社会科学学科之一。用传播学的概念与理论来解释社会现象、理解人类社会变革的本质、拓展社会科学的研究视域等,已经成为传播学主要的研究课题与学科发展的关键点。

  对于中国传播研究者而言,传播学是一门从西方引入的学科;从传播学术研究的基本状态和学科发展的外部环境来看,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主要经历四个阶段:20世纪50、60年代是中国大陆传播研究的萌芽阶段。1978至1982年是传播学的引进与兴起阶段;1982年至1997年是传播学研究的学习与运用阶段;1997年至2008年是传播学确立学科地位、学术思想获得逐步开拓与多元发展的阶段,同时也是传播研究与中国社会的转型、与国家的传播事业发展不断结合的阶段。

  (一)20世纪50年代是中国传播学准备与萌芽阶段。在中国大陆最早介绍传播学是在20世纪50、60年代。这一时期也是中国传播研究的萌芽时期。1955年提出了艺术问题上要“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要“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为中国学术界的发展创造了生长的条件,但不久又强调社会矛盾和阶段斗争。当时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不稳定的政治环境,对传播研究不可避免地构成了影响,成为中国传播学在萌芽时期的主要障碍。

  1956年,复旦大学新闻系编辑了内部刊物《新闻学译丛》,旨在为“批判西方资产阶段新闻学”提供认识的资料。刘同舜和郑北渭在该刊总第3辑上介绍了西方新闻传播,分别将“mass communication”译作“群众思想”和“群众思想交通”。这是大陆第一次出现“mass communication”(大众传播)这个语词的汉译。第二年该刊获得公开出版,但因1957年的整风与反右政治运动而夭折。1960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印了6册《批判资产阶级新闻学资料》。张隆栋在摘译威廉•爱琳的《大众传播研究》(1958)一文时,又将“Mass Communication”译为“公众通讯”。除了大众传播译名的不断出现之外,此类刊物还在内部编译了一批相关书籍和文章,介绍日本、美国、法国的新闻传播理论著作。其中主要有张隆栋翻译的施拉姆《报刊的四种理论》一书。当时这些刊物编辑刊登这些译文的目的是为着新闻界提供对资产阶级新闻理论进行批判的武器,因此在这一阶段,传播研究的萌芽主要反映在对“大众传播”(mass communication)概念译名的问题上。从“群众思想”、“群众思想交通”再到后来的“公众通讯”译名的变化,不断地反映了研究者早期接触传播学后认识上的变化。虽然译名的出现表明了传播研究已处于临界状态,但终因缺少真正适于传播学科与学术发展的时代背景与社会外部环境,最终未能兴起有规模的发展。

  (二)1978年-1982年是中国传播学引进与兴起阶段。中国传播学研究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发展起来的。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在经济、科技与新闻等领域发生了重要变化。新闻机构改革、倡导科学技术革命和追赶西方信息社会,共同构成传播学在中国发展的社会基础。

  在迈出改革开放步伐的政治环境里,全国第10次广播工作会议提出要加速发展电视,1978年,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开播,第二年北京电视台试播,由此带动了一大批地方电视台的出现。1981年,中央确定了报刊广播电视的宣传方针。该方针把广播电视看作是教育、鼓舞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最强大的现代化工具。1982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宣布撤销中央广播事业局,成立了广播电视部。同年召开的中国十二大正式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发展纲领。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信息社会的观念进一步推动了传播学研究的出现。在这一年,中国首次进行卫星通信和电视传播的试验取得了成功,新型的大众媒介作为科学技术的产物开始改变中国社会。在这一巨大的社会变革和宽松的新闻研究学术环境中,主要以新闻学为学科背景的我国早期传播研究者获得了向西方学习,积极吸取来自西方社会的新思潮、新学科和新观念的社会条件。

  1978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和新闻系成立,招收了文革后的第一批85名研究生。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复旦大学新闻系也在这一时期分别招收了8名和4名研究生,使中断了12年的新闻研究生教育得到恢复。复旦大学新闻系当年在高年级学生中开设了“西方新闻学说介绍”(后改名为“传播学概论”)的选修课,以早期传播学研究者郑北渭、张隆栋、陈韵昭、余也鲁等人翻译介绍的文章等为主要授课教材,向学生普及传播学的基本知识。 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系也开设了大众传播学的研究生课程与讲座。20世纪 80年代初起,复旦大学新闻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等都有研究生以《美国传播理论研究》和《传播学初探》为主题撰写论文并通过答辩。主要来自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带有新闻学科与新闻研究背景的早期传播研究者陆续翻译发表了一批传播学文章。据统计,在这一阶段不断见诸各种新闻学术刊物介绍、评价西方传播学的文章多达四百篇。

  1978年10月,在中日签署友好条约两个月后,日本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所长内川芳美教授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新闻系进行访问,向中国新闻学者介绍了西方的大众传播学,并做了《日本公众传播的历史和现状》的讲座。中国学者也相继开始走出国门,进行学术交流活动。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第一任所长安岗访问了夏威夷,参加了美国东西方中心举办的亚洲太平洋地区关于国际政治和大众传播的研讨会。上海复旦大学的郑北渭等人也访问了由施拉姆创立的美国东西方研究中心。

  这一时期,与传播研究相关的学术组织和学术活动的开展对传播学在中国的兴起推动极大。1981年底,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新闻学术研讨会。会上一些新闻学研究者开始借用西方传播学的基本概念与研究方法分析我国新闻理论与实践问题,发表了诸如《传播方式的探讨》、《控制原理在报刊通讯系统中的应用》等论文。1982年北京新闻学会成立(后改名为首都新闻学会)。该学会在成立后一年里多次召开学术会议,并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一起开展多项受众研究和社会调查。

  在这一个阶段里,中国传播学界发生了三次重要的与新闻改革相关的学术事件。这些学术事件创造了传播学研究在中国初期发展里程碑式的历史。第一次值得记载的学术事件是,1982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发起,联合《人民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和北京广播学院组成科研、教学和实践三结合的调查组对北京地区的报纸、广播、电视的传播效果做综合调查,调查受众接触传媒的行为特点、兴趣偏好、对新闻报道的信任度等问题。这是建国后第一次大规模以科学方法为指导进行的受众调查, 这项研究结果发表在1983年《新闻学会通讯》第5、6期上。1995年集结出版了《北京读者、听众、观众调查》一书。同一年,纽约SHARPE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丛书夏季号将北京调查的全部报告译成英文发表,在国外引起反响,被称作是“中国新闻事业一次突破性的行动。” 美国著名传播学者罗杰斯评价道:“北京受众调查是按照马克思哲学标准理论框架设计的,但它遵循传播研究的方法及西方和第三世界学者的实验理论方法,着重于注意这些方法与马列主义及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 此后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受众调查与媒介效果研究。

  第二次载入中国传播学发展史的学术事件是,1982年4月,传播学的创始人韦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受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的邀请,在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系主任余也鲁教授的陪同下开始访华。他们先后在广州、上海、北京等地的大学新闻系和新闻研究机构访问,举办讲座,介绍美国的传播学研究。余也鲁就在中国有无进行传播研究的可能做了学术报告。此时《新闻学会通讯》连续几期发表施拉姆的讲座文章。大陆学者也开始连篇发表介绍西方传播学的文章,如《美国大众传播学简述(上、下)》、《社会与传播漫谈》、《传学的若干研究课题——1980—1981年研究项目》、《记美国国际传播协会第32届年会》等。

  第三次是1982年11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主持,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西方传播学的座谈会。这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座谈会后来被称为“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与会者认为 “既然传播学是一门新科学,就应当了解、介绍、分析、研究”。会议讨论的最终成果后来由一个被称为“16字方针”的研究纲领所概括:“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和自主创造”。

  这一阶段的传播研究主要集中在探索和认识西方传播研究的学术、思想与社会价值方面,同时也开始了应用传播概念与理论对新闻机构的受众与传播效果进行研究。但是在引进传播学的过程中,传播学开始时还只能被当作“资产阶级新闻学”加以批判性的介绍。继而被作为一个研究视角,一种科学的思维方式而加以使用。在这一阶段,传播学的引进与兴起以及对西方传播研究的认识成果主要反映在与西方传播学之间的关系方面。“16字方针”作为主要的认识成果,确立了当时中国传播研究者对待西方传播学研究的态度,表达了一些传播学者有关传播学本土化发展的早期意愿。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82年。在这一年里,中国传播学界在引进与兴起传播研究中发生了三次重要的,与传播学引进与新闻改革密切相关的学术事件。这些学术事件创造了传播学研究在中国初期发展里程碑式的历史。1982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发起,联合《人民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和北京广播学院组成科研、教学和实践三结合的调查组对北京地区的报纸、广播、电视的传播效果做综合调查,调查受众接触传媒的行为特点、兴趣偏好、对新闻报道的信任度等问题。这是建国后第一次大规模以科学方法为指导进行的受众调查, 这项研究结果发表在1983年《新闻学会通讯》第5、6期上。1995年集结出版了《北京读者、听众、观众调查》一书。同一年,纽约SHARPE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丛书夏季号将北京调查的全部报告译成英文发表,在国外引起反响,被称作是“中国新闻事业一次突破性的行动。” 美国著名传播学者罗杰斯评价道:“北京受众调查是按照马克思哲学标准理论框架设计的,但它遵循传播研究的方法及西方和第三世界学者的实验理论方法,着重于注意这些方法与马列主义及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 此后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受众调查与媒介效果研究。

  (三)1982至1997年是中国传播学研究进入学习与运用阶段。在这一历史时期,国家制定了“七五”计划,提出完整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当时一些传播学者得到国家资助的最大科研项目“新闻事业与四个现代化调查”被列入国家“七五”重点科研规划当中。传播作为推动中国社会、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动力而受到世界关注。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通过该组织在中国的分支委员会设立了一项“电视对中国当代社会文化生活的影响”课题,并委托给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进行研究。在此期间,中宣部副部长滕藤在《中国记者》等单位举行的“现代知识与新闻工作”研修班结业典礼上,提出了“要形成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大众传播学”的目标。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十三大提出要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十四大确定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1992年中国进入市场经济以来,新闻传播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开始调整自己与社会的关系,以适应在信息社会的生存与发展。1993年初,美国政府提出建设信息高速公路,年底中国国务院决定成立由20多个部委和企业代表组成“国家经济信息化联席会议”。同年启动了以“金桥工程”(国家公用信息通讯网)为核心的“三金工程”。从而以大众传媒为基础的新闻传播业开始考虑如何适应新的产业发展和市场环境。由于在中国,新闻或信息的生产、流通和消费越来越拥有强大的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特殊影响力,大众媒介发展的力量使新闻管理部门和新闻学者看到了新闻学研究在视野和环境上具有的局限性,同时也使他们注意到了西方大众媒介研究中的各种理论,如社会责任理论、把关人理论等可以成为中国新闻机构重新认识自身责任和伦理问题的依据。在某种程度上,我国新闻学界对大众媒介理论的研究也推动了传播学研究的发展。在此期间,中国传播学的发展还经历了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的影响。直到1992年南巡发表讲话,史称“第二次解放思想”,中国的传播学研究开始走出低谷,进一步向前发展。

  (1)受众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据统计表明,从1980年至1988年,在各类新闻刊物上发表的有关受众研究的论文共计有226篇。 从1983-1998年,《中国新闻年鉴》共统计到了131次受众调查。在这一阶段,比较重要的受众研究有1983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对境外听众做了不同规模的调查;1984年底,英文《中国日报》北美版的问卷调查发现有85.4%的读者对“中国重要的政治经济变化”最感兴趣; 1987年中宣部与广播电影电视部合作开展的“中国不发达地区农村广播电视调查”;1991年的亚运宣传广播电视效果调查;同年,中央电视台联合各省市自治区电视台共同进行的全国电视观众抽样调查。这个调查结果发现全国电视观众有6亿人,居世界之冠。这是我国电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观众调查。同一年受众调研的视角还扩展到了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从1991年开始,还有连续三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主持的,在全国各地进行的大规模的受众研究。1994年的全国报纸读者调查分析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些研究均表明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从单纯地关注宣传效果转到也要关注大众媒介的使用者和提升受众在传播过程中的重要地位等问题。

  在这一阶段,中国大陆受众研究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提出了“受众本位”的概念。研究者根据亚运宣传调查结果提出了“亚运宣传广播电视传播效果模型”;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者发展出“传—受互动方格”模型;还有些学者提出了传播学要重视和开展受众权益及视听者权益的研究问题。 在受众研究的带动下,全国出现了2000多家市场调查研究公司,境外的一些有如盖洛普、尼尔逊等著名调查公司也已进入了中国市场。受众调研已从传媒自己组织调查转向交由专业的调查公司。1995年6月全国最大的受众调查咨询机构—央视调查咨询中心成立(简称CVSC)。随着受众研究不断深入,受众的含义也变得越来越丰富了。一种新的受众研究理论视角认为,对受众问题的研究需要采取不同的理论取向。因为在不同的理论框架内其受众的含义是不同的。受众可以是信息接受者,传媒产品的消费者。有研究者指出,受众研究由分门别类的关注延伸到了全方位的把握,由对应用的强调上升到对理论来源的重视,是受众学说自我意识不断成熟的体现。

  (2)关切“传播学研究本土化”问题。从传播学的引进与兴起开始,中国传播学研究者就开始思考传播学研究向何处去的问题。实质上,继1982年第一次全国性的传播学研讨会之后,对西方传播学进入中国,大陆的早期传播研究者提出了“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的“16字方针”。此后几乎每次全国性的传播学研讨会都会提出传播本土化的问题。以1986年全国第二次传播学研讨会为例。在这次会议上,除了回顾与总结过去几年的研究成果,评价与分析国外传播学理论的新进展,与会学者还讨论了传播学研究在中国发展的前景问题。会议提出传播学研究一定要和中国现实的新闻改革相结合才能有更强的生命力,要开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研究。这一研究方针还得到了中宣部的认可,由此提出要建立“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大众传播学”。自此,不仅大众传播研究成为传播学研究的中心,而且建设中国特色的传播学及传播学本土化观点和讨论也日渐兴盛。在2008年召开的第10次全国传播学大会上,也探讨了与此相关的问题。

  1993年,经海峡两岸三地学者共同合作和积极推动,“海峡两岸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的探索座谈会”在厦门大学举行。新闻学、传播学、历史学、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民俗学、语言等学者共同探讨研究一个主题,又提出“传播学中国化”问题。后来这一提法被纳入到传播学研究本土化之中。研究者在辨析历史上提出的传播研究本土化概念时指出,“传播学研究本土化”实际包括了“传播学研究的中国化”和“传播学研究的中国特色”两种说法。” 自1986年,中国大陆第二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明确提出“从我国的传播实践出发,逐步形成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理论和方法,则是我国传播学研究者当前的主要任务。” 进入21世纪以来,本土化问题还是被看作是“传播学在中国发展命运的最根本性的问题”。

  (3)建立起对传播学批判学派的研究。1979年,《国际新闻界》在第1期发表了美国批判学派代表人物席勒的“新闻工具与美帝国”的文章。 揭开了早期对传播学批判学派研究的历史。研究者发现,此后从1979-1989年的10年间,在《国际新闻界》上发表了传播学批判学派的文章共有19篇,占该刊全年发表传播学文章总数的65.5%。 自1988年以来,《欧洲批判学派与美国传统学派的分析》、《大众传播学研究的一支新军——欧洲批判学派评介》《略论批判学派的产生与发展》、《从“西方的没落”到批判学派──兼论批判学派的思想渊源》、《政治、经济、文化——一种关于批判学派之理论探究的辨析》和《传统学派与批判学派的比较研究》、《资本主义媒介神话批判———兼评席勒的〈媒介管理者〉》,《批判视野中的传播理论发展》、《谈谈传播学批判学派》、《西方新闻与大众传播理论表述活动的历史与逻辑》、《传播学’引进中的‘失踪者’:从1978年—1989年批判学派的引介看中国早期的传播学观念》、《双重学术标准的形成:对批判学派“夭折”的反思》等文章对传播学批判学派的源流、研究、方法及其与经验学派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研究和介绍。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社科基金专门立项,资助了批判学派的研究项目。传播学批判学派研究对于推动中国传播学发展的主要贡献在于:在传播学引进与介绍初期,成为中国传播学者对于西方传播学研究持有批判意识的象征;改变了大陆传播研究一度只关注美国传播学经验学派而忽视来自欧洲传统的批判性研究;扩展了传播学研究的知识结构;丰富了传播研究的方法和视野。

  传播学在这一阶段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1989至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连续4年停招研究生,传播学界的著名刊物《新闻学刊》与《广播电视新闻研究》相继停刊。据研究显示,从1990年开始到1992年期间,《新闻大学》上没有出现过一篇传播理论研究的论文。 另一份研究也表明,1989年至1992年期间,在国内主要新闻学杂志上发表的研究文章处于低谷期。 与此相反,传播学著作与译作的出版却未受到影响。从1989年到1992年,传播学著作与译作4年中的出版数量与此前年份相比都是很高的,总数达到66本,而1989年以前总数只有12本。

  纵观这一时段的传播研究与理论实践,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主要经历五个方面的历炼。一,建立了以大众传播研究为中心的传播学研究主导体系,此阶段的受众研究与传播效果研究比较突出;二,进一步探讨传播学在中国发展的前景,主要提出了传播研究要本土化的问题,如明确提出要建立“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大众传播学”等目标;三,传播学研究开始参与国家发展与经济建设的应用与实践研究;四,兴起对西方传播学批判学派的研究;五,中国传播学研究开始显露寻求独立思考的学术意识;六,受影响,传播研究在学术论文及学术活动展开方面曾一度处于低潮状态。

  (四)1997-2008年是传播学在中国传播学确立学科地位、传播研究与中国实践不断结合,研究者对中国传播研究现状与未来发展进行深刻反思与探索的阶段。1997年对于中国大陆传播学而言是又一个里程碑式的年代。在这一年里,传播学的学科地位得到了正式确立,传播学教育开始获得重要发展;在学术环境方面,传播研究又经历了三个国家发展五年计划。特别是“十一五”的奋斗目标确定在消除贫困现象,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维护稳定、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等。在这样一个长时段里,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经历了更多的国内外重大事件。对此,中国社会科学界敏锐地提出,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针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展开更为切实有效的宏观性、前瞻性、战略性的跨学科、综合性的研究,为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发展与应对全球化挑战提供理论支撑。

  继1981年国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之后,1996年国家设立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主要任务是组织制定、评议和审核有权授予博士、硕士学位的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及其学科与专业。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1997年颁布)中规定:新闻传播学为国家一级学科(学科代码为0503);传播学的学科层级为二级(学科代码为050302)。200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传播学提升至与新闻学并列的一级学科。20世纪80年代,我国只有十几家院校讲授传播学。随着传播学科地位获得确立,2000年,全国有500多所大学设立新闻传播专业教学点。到2005年时,在教育部备案的新闻学类专业点已有661个,其中设有传播学专业点的有24个,博士生点11个。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还被批准为具有一级授予权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点,建立了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2005年,国内已有15家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单位。据预测这个数字还要继续增长。

  传播学科地位的确立使得该学科在我国迅速发展起来。由于受到国家的重视,传播学进入异常繁荣的阶段,其面貌焕然一新。在这一时期,传播学研究的蓬勃开展主要反映在以下三个方面:

  1、传播学成为国内出版市场的热点领域。随着传播学科在高校的快速发展,高校还不断增加传播学专业及开设传播学课程。1999年底已出现传播学教材出版热。一些冠以传播学导论、引论、概论、总论传播书籍不断获得出版。为了与学科设置和发展相配套,传播学被教育部列为国家级重点规划教材。传播学也成为新闻出版总署“九五”、“十五”、“十一五”期间的国家重点规划图书。2000年,教育部设立了三个新闻传播研究基地后,教育部社政司又加强了对这些基地的科研指导与经费投入,相关院校也给予相应的经费设施投入。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高等教育出版社,国家一级出版社及十几家高校出版社纷纷出版传播学系列教材,并冠以21世纪传播学教材等名称。 各类以本科生和研究生为对象的传播学教材已经出现几百种之多。人大、清华、北大出版社先后还出版了英文版传播学影印版教材和论著。大陆研究者撰写的传播学著作也得到大量出版。据有关资料显示,2002年,我国出版的传播学著作已达430余种。一些传播研究杂志和研究报告还在国外获得注册与翻译出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30年来,有关西方传播研究经典的引进和译介已经颇具规模,已有上百种之多。

  2、国家根据发展的需要,设立传播研究项目,并提供研究经费上的资助。在传播学发展的中后期,传播学课题得到立项并受到经费上的资助。自1999年开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指南里出现了传播学本土化研究、大众传播伦理学研究、对外广播电视功能与效果研究和网络传播等与国家发展密切相关的传播研究课题。进入新世纪,有关农村大众传播研究,对外传播效果研究、传播学批判学派研究、大众传媒发展研究、传播技术发展史研究、互联网研究等项目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除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之外,还有教育部、中宣部、广电总局等部委资助的传播学研究级课题,以及高校、科研院所和地方社科政府资助的课题等项目。资助额度从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

  3、传播学受到社会科学界的广泛关注。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把“传播学”确定为院“重点学科建设工程”项目。许多院校也把传播学科及专业领域的发展作为重点学科加以扶持。一些传播学术会议的主题与国家发展密切相关。新世纪以来,中国传播学术活动向举办各种传播学术会议和参加国际会议方面发展,其会议主题与国家发展问题密切相关。中国传播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复旦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深圳大学、兰州大学等一些科研机构与高校都积极承办和主办过各种国际与国内传播学术会议。传播学术会议及时地反映了传播研究的问题与社会现实需要之间的紧密结合。除了全国传播学研究的常规性学术会议之外,一些专题研讨会如“WTO背景下的中国传播业未来发展研讨会”、亚洲媒介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AMIC)第14届年会——“亚洲的媒介与社会:过渡与变迁”、“中美媒介生态与媒介改革”国际学术研讨会、“两岸传播媒体迈向21世纪学术研讨会”、“和谐社会,公民社会与大众媒介”、“中国传播学论坛”、“首届中国文明传播论坛”、“传播研究在中国:反思与展望”、“三十而立:中国传播研究之未来”学术圆桌会议”、“首届中国人际传播论坛”等也不断展开相关主题的研究。随着传播研究的发展,中国大陆传播学者开始走向国际传播舞台。1999年,中国学者在加拿大传播学国际研讨会上发表《中国现代化的传播学反思》一文, 分别从传播思想与社会转型、社会结构的功能分化、社会转型中的传播互动、社会转型中的传播诉求、社会转型中的传播空间、传播是社会再生产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讨论。2002年7月,中国大陆传播学者出席了在韩国首尔举行的国际传播学会((ICA)第52届年会。这次学术交流活动被认为中国(大陆)学者首次以专题报告小组的形式,参加海外著名的国际传播学大会,使中国的传播研究成果在国际舞台上得到展示。

  传播学在这一阶段发展的主要特点是:确立了传播学科的地位与学科制度;传播学教育进一步获得发展;传播与社会发展问题相关的各种学术会议及学术活动极剧增加;传播研究领域被拓宽,研究呈现多样化的趋势;传播学界兴起反思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学术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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